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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来自于三方面：不确定性，创新，和品牌效应。 利润是一种责任。企业家拿剩余收入，承担的是剩余责任。雇员拿合同收入，承担的是过失责任。作为老板，只要你没发现别人有错误，除了问题全是你的错误。 一个价值体系，也是一个责任体系。 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必然是过度竞争。国有企业经理人会不顾成本而刻意追求账面利润最大化，从而出现过度压低价格的恶性竞争现象。诚然在西方上市公司中，鉴于股东不直接管理企业，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及其所导致的运营决策复杂性也可能使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选择。然而，这些公司里的私人股东有足够的动机去设计对其经理人的激励方案并监督他们，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期绩效相关。 国有制下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准入。市场均衡倾向于导致过度准入，即社会最优而言，企业数量过多。企业产生两种回报：现金流（利润）和控制权收益。现金流和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区别在于，现金流可以按一个正式的所有权结构进行分配，可以转让。控制权收益则是依附在职位上的，不可转让，只能为经理人或控股股东所享受。准入均衡的条件依赖于现金流如何与控制权收益相匹配。由于国有制企业的经理人不具备全部现金流，其倾向于扩大控制权收益，即扩充裙带关系，即使面临亏损也会准入更多裙带企业。亦由于没有适当的现金流补偿，国企抗拒并购的阻力更强。 市场经济中的声誉机制在国有制下不起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声誉的承载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企业必须有真正的所有人；企业的名称在市场中必须是可交易的；市场中必须有自由准入与退出。要一个人有建立良好声誉的激励，则他必须有长远预期，必须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换取未来回报。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为所有者提供了进行重复博弈以获得声誉的合适激励。相比之下，在国有制下，每个人都进行一次性博弈，声誉毫无价值，赚快钱才是其最优战略。 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下无法长期生存，竞争最终将导致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民营化是将剩余索取权从政府转移到经理人手中的过程。跨地区竞争是中国向民营经济体制转型的驱动力。 垄断并不是问题，公平的准入机制是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由市场从边缘逐步蚕食计划经济而成。由价格双轨制开始，双轨制几乎成了中国经济的特征，国有企业改制至今没有完成。 通过设立试点城市、开放城市等多种手段放权给地方政府，迂回的瓦解了中央部门的一部分经济权力。 财政包干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更接近于“代理人”（民众），所以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利润上缴压力。由于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印制货币的方式进行财政支出，因此他们的预算约束比起中央政府来是更硬了。 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产权是连接人的行动与其预期回报的一种激励与责任制体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在不同个体间交换产权的一种形式。 政府的规模是由其可征收的最大税收而不是公民的意愿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