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两年前的东西了
《国史大纲》上
1.商人好鬼，后迁至宋地，宋人亦重思想，鲁人与之相近，所以鲁南才会出现宋襄公般的人物，也会出现孔子般的人物。
2.“宗”指同一庙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帜下作战。
3.农民耕田纳税，遇战事征车、牛，捉夫力，谓之“赋”。
4.自春秋到战国转变的缘由：(1)政府直辖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邑(2)井田制之废弃。先为公田制的“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一百亩为公田，其余八百亩分为八家私田，耕地公田归公，私田归私；后为履亩而税，废公田，转就私田征税，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3)农民军队之兴起。军器制造，原本平民无力参与。车战渐进而为步战，即为贵族军队与农民军队交替之一种表记。大夫篡位时期开始后，旧贵族失其地位，渐次设立以军功得官之制度(4)工商业大都市之发展(5)山泽禁地之解放。(6)货币的使用。
5.申韩法律，与黄老无为相辅相成。
6.汉儒论政，有两要点。(1)为变法和让贤论。此派理论远始自战国晚年之阴阳学家邹衍，下及董仲舒公羊春秋一派“通三统”的学说。大抵主张天人相应，政治教化亦须随时变革，并不承认有万世一统之王朝，亦不承认有历古不变之政制。(2)礼乐与教化，实现社会平等。王莽变法即为此两派学说之汇聚。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
6.外戚通常为汉朝内朝大司马大将军之职。
7.汉代的察举制度分为贤良与孝廉，并逐年扩大比例，辅之考试，渐成科举之先。汉代的征辟制度则为皇帝直接辟召贤才。前项制度使得布衣可以为官，后项制度则可使在野名士闻名于朝堂。此两项制度为士人地位之崛起，使得政府可以对抗王室。
8.汉代的郡太守制度，使得郡守掌握一方军政大权，在区域内又形成一个君臣关系的子集，为后世割据埋下伏笔
9.古代刑不上大夫，复仇是君子美德之一。
国史大纲，以及有趣的事情
从现在开始，决心一本一本的读完手上的书籍，改掉只读半本书的积习。虽然胡适老先生一生只著半部书，纵也不是可以给自己的理由吧。
钱穆老先生的国史大纲，应该算是史书里读起来朗朗上口的那一种吧，或者说拿起来就放不下的那种。先生似乎著书于抗战之际，所以字里行间，全可见先生的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尤其是读前言，你可以看到一个鲜活的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形象，可爱，固执，心忧天下，这三点怕正是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所最缺乏的吧。今天一口气读完了下册，颇有成就感，毕竟是没再留个版本在厕所里看。老先生对于历史事件的见解很多都很有启迪，而且也都是古今结合来着讲的，比如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元明清的行省制度等等。
其中王安石变法，与后面元祐党争的描述，“王道”与“霸道”，朔、蜀、洛三派的争执，最对人有启迪意义。中国变革，从古代开始，就围绕于激进与缓进之间，其成功与否，全在于当权者能否很好的控制两者之间的火候。王安石变法固然有许多启风气之先之处，但是企图更改人治之前通过更改法治来取得改革效果，反而把自己置于不利的地位。而司马光等人，随执缓进，却是和不进一样。苏轼为首的蜀派，虽在洛派与朔派之间，但是由于醉心于黄老，也没有什么成就。看现在的改革，开始也是在小平的强力掌控之下，小心启程，深圳当年有多少开风气之先的行为，最后因为要适应大局，都被一并取消了。此后江core过渡，胡core迎来几近巅峰的时代。但是这两代人也是小心翼翼，不敢有太多越界行为。之后的改革成功与否，要看第五代core们，是否能够掌控全局的情况下继续前行，洛、朔、蜀都不可取，既要小心，亦要前行，慢不要紧，怕的是不动。
再对于行省制度，始知行省制度之初军事意义大于民事意义，避除了宋代那种中央集权的弊端，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地方的离心力却也逐渐增加，直到清末湘淮集团崛起，预示了之后的军阀割据。民国之后，即已经废除了督军的制度，配以省政府，民军开始分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告别了行省制度的原有形态。西方一直怪罪中国的军政不分，岂知对于中国来说，省一级的军政分离已经历史性的实现，大权重归中央。现在的制度，更像宋代的改进，地方大员像宋代一样，往往是在中央也是大员的头衔，如政治局委员，这样使中央与地方可以生气并进。但是地方与中央的自改革开放之后的问题，却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地方大员权大，会危及中央政策的推行，权小，又会造成地方主动性不足。虽有特区这一类的行政体，但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先生也有其局限之处，一是表现在民族情感过于强烈，对于元朝与清朝，几全无褒奖之词。一谈到中华文化，感情颇为激动。二是时代的局限，拘泥于三民主义的教条。
今天很有趣的事，是在结束国史大纲下册之后，想到豆瓣去看看有什么酷评，结果发现自己之前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性》被剽窃，还在热评之中。一上来确实很激动，msn也改状态，校内也改状态，真的是不了解为什么网络发达这么久了，还会有人连在标题前加个“ZZ”或者“ZT”都做不到。后来平静下来，觉得自己也真是有点小题大做，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家关注的读物，写的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就算别人抄了，也不至于如此激动。但是校内状态回复甚多，索性也不删除了，过些日子换个更有意思的。有人用我的文章装逼，也算是对我的肯定把。
补遗与被抄袭：现代化与现代性
记得李泽厚曾经在八十年代提过一个命题，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命题说中了中国200多年现代历程的纠结之处，而这个双重变奏，也几乎成了中国走向现代的美杜莎的魔咒。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大概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晚清，那时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一大批官绅阶层的革新任务开始走上求索现代化 的路程，但是晚清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很快便被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所取代，中国第一次与理性的现代变革失之交臂。第二次，大约在一战时 期，虽然那时候北洋军阀内战不断，但是北洋政府依然是由恪守中国传统统治操守的一干人等组成，尚未学会怎样控制舆论，或者说尚且只会很笨拙的应对现代舆 论，所以那段时期成为中国近百年来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一时间启蒙运动复苏，但为时不久，便被巴黎和会之后的五四运动所打断，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救亡图 存成了主旋律，在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之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开始了对救亡的实践。第三次大的启蒙运动，是在文革之后的大概10年间，文革刚刚结束， 党的机关知道要恢复民主，恢复人们的自由，但上不了解这个度怎样掌握，于是乎西方的启蒙思想再度进入中华大地，迷茫困惑的年轻人们开始思索中国以后需要一 条怎么样的现代之路，但是无奈的是，在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的前提下，20年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悲剧，孰是孰非再去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但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启蒙运动确是实实在在的失败和消失了，而且消失的那么彻底。
所幸的是，这20年间，有责任感的人们并未停止思索。随着整体国力的日臻强盛，我们不再过自己饿着肚子却仍为着世界上其余2/3生活在万恶资 本主义制度的下的人们操心的生活，我们也不再面临世界大战迟早要打，晚打不入早打的外围局势。百年来第一次，中国人可以在没有外侮内乱的条件下发展，现代 性的诉求便再一次，并一次又一次的被提了出来。从第一次启蒙运动开始，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纠葛就一直缠绕在人们的思维之中。但是一次又一次的从启蒙导向救 亡，让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现代性与现代化划上等号。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来强国，成了我们唯一的追求，然而由此带来的，就是思维上并没有比160多年前的东亚病 夫进步了多少。当自由与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仍然被煞有介事的讨论的时候，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凉的情形。
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公民契约的社会，公民必须享有应有的自由与民主，虽然实现的形式可能千奇百怪。在迈向现代性社会的过程中，公民需要 得到适当的现代性的培训，比如一些公共事务决策的参与，以及一些思维问题的讨论。这个培训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直到我们80后这一代，由于大部分青少 年时期国家尚在起飞阶段，所以都有很强的救亡心理。所以应该通过一些舆论导向或者话题的讨论，来把注意力从物质扭转到精神层面上来。另外我们还需要建立真 正的科学观与理性的思维。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心思缜密的东亚人，却不太善于真正的科学论证而善于意会；而大大咧咧的西方人，却建立了一整套严谨的科 学论证体系。记得前一阵看了一Discovery讲金字塔的专题，让我震动的不是讲述的内容，而是讲述的方式，全片对被采访的一个法国教授所提出的三个观 点逐一论证，有的通过建模仿真，有的通过实地考察；最后得出结论有两个不行一个不可行。欧美的青少年们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接受着这样的教育，反之国内的科 教节目又有多少能够企及这种水准的。
在现今的形势下，现代性的实现，第一需要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推动。这个阶层应该是由真正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并且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组成， 而不是那些为了院士名额争破头的人。而且应该和资产阶层联合组成一个强大的知产阶层，作为由下到上或者由上至下推动变革的一个强大的中枢。第二，就是需要 这个中间的知产阶层与既得利益的统治阶层达成一个有束缚力的契约。现今的中国，主要维系的也是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契约，即统治阶层为知识分子提供物 质财产来源，知识阶层不对统治阶层的正当性提出质疑，但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这种契约必将被一个新的契约所代替，即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应该被允许来 占有改革以来所获得的成果，但作为交换，知产阶层将获得推动政治文化改革的权力。把王公贵族变成上议院，或者说赎买改革权力，只是这个新的契约不知道什么 时候会达成。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的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圆明园文物被拍卖和和甘地文物被拍卖在西方引起的反应是如此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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